中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始末(下）

往期推荐

 

作者简介    

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

03

/

当时，宫达非代表依然还记得，1965年，科威特与我国尚未建交，科副首相兼财政、工业大臣贾比尔·萨巴赫（1965年11月出任科首相，1966年5月被王室推选为王储，1977年12月继任科埃米尔）访华时，与周总理谈判两国建交问题，萨巴赫就曾一再坚持类似的立场，周总理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其长谈两个多小时，着重就美台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作过详尽的解释，同时强调我方严格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此时，宫代表更深刻地意识到，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是双方谈判最大的焦点和障碍。于是，他不吝口舌，耐心地列举多个事例揭示美台在国际舞台上玩弄“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卑劣伎俩。宫代表最后警示对方：假如科方确实有困难，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中方也不着急，可以等待。

拉希德次长听完宫代表的这番话，显得有些着急。他害怕我方就此关闭谈判大门，致使谈判无果而终，于是急忙接过话题，作出一系列保证，他说：科完全尊重贵国的立场，为实现中方的意愿，首先就两国建交连同建交公报全文照会各国驻科使团和台湾“大使馆”，并通告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此后科方任何活动的邀请和照会均不再发台湾“大使馆”，同时将台“大使馆”从驻科使团名册中删除，迫其在最短时间内主动“断交”和“闭馆”。拉希德说，这种做法既达到了两国建交的目的，又达到了“驱台”的效果，希望中方能够满意。

宫代表仔细听取了对方阐述的“驱台”具体做法、承诺和保证，头脑中急速梳理着繁杂的头绪，同时冷静地思考着如何应对谈判面临的胶着状态。他想：科方修改的建交公报文本并未背离我建交原则太远，只是觉得不尽随我意，不是太理想，但科如能履行其诺言，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稍稍考虑后，宫代表表示愿将科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和“驱台”做法的建议一并报告国内。随后双方商定，21日暂时休会一天，22日继续谈判。

▨ 中科建交谈判并不轻松，离开谈判桌休息的间隙，双方仍在沟通。图源：《中国和科威特的故事》

20日下午，韦建业同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急电请示国内。

21日晚饭后不久，韦建业同志顺利完成任务，从巴格达飞回科威特，并带回了好消息：国内把中科建交谈判作为个案和要案紧急研究和处理，中央从当时的国际战略大局出发，并考虑到科经历的特殊历史环境和背景，采取了大度和宽容的态度，同意科方对公报的修改意见，同时也相信科政府对台驻科“使馆”采取措施的承诺及其一再强调的诚信，谈判最后似可正式签字。老韦还随身带回了修改后的中、阿文建交公报正式文本，以供双方签字之用。大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晚上也睡了一个好觉。

22日上午，谈判双方如期复会，又重新坐到谈判桌旁。

拉希德次长问候一天的休息情况之后说：“我们双方谈判的目的是两国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前两轮的谈判中，我看不出这当中存在什么关键性的障碍。”

“我深信，我们双方的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宫代表简单表了一个态，还想听对方说些什么。

“我代表科政府再次向阁下保证，科言而有信，对台驻科‘使馆’将采取一切挤压措施，迫其自行‘闭馆’离科，这一点请中国政府一定放心，这也算是两国政府间的一个‘君子协定’。”拉希德次长显然是受命于科领导人，重申科政府的这一保证。

宫达非代表我国政府再次强调“一个中国”的立场以及我方与建交国的一贯做法，阐明我方理解科与台“建交”时的特殊处境和背景，表示我方愿接受科方对公报的修改意见，希望科政府重诺守信，尽速促台“闭馆”。科方人员听后热烈鼓掌，个个兴奋不已，连声道谢。宫代表把公报的中、阿文正副本一式两份递给对方过目，作最后的核阅。

“很好，没有问题。”拉希德次长扶一扶鼻梁上的眼镜，高兴地说，“那咱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就签字吧！”

休息时，科方人员带着公报文本暂离会议室，我们估计他们肯定是去了外交大臣的办公室。一切迹象清晰地表明：这是两国政府间政策性很强的一次谈判。

5分钟之后，双方政府代表在一片掌声中正式签字，宣告从即日起两国政府相互承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商定，两国建交公报将于当月26日同时在两国首都的官方声像媒体播发。接着，双方互赠礼品，服务员奉上热茶和咖啡，以示庆祝，如此皆大欢喜。

/

04

/

两国签订建交公报后，科威特政府言而有信，在处理台湾的问题上，措施还算得力，行动也比较迅速，避免了我对台斗争可能出现的“夹生饭”。

1971年3月22日中科建交公报签订之后，次日科政府即将此事书面通知了台驻科“大使馆”。26日，中科两国首都同时播发建交公报后，科官方报纸随即连续数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两国建交的相关消息和评论，刻意营造浓重的“驱台”氛围。

28日，台驻科“大使”无奈之下发表声明，对科政府改变对台政策表示“遗憾”。29日，科外交部次长拉希德向报界严正宣告，今后科绝不与“中华民国”保持任何政治或“外交”关系，并宣称，科中建交的决定是根据科自身利益与现实状况而采取的。同日，台驻科“大使”对新闻媒体发表谈话，再次抗议科的“不友好行动”，宣布台与科“断绝外交关系”，并于当晚离科，经德黑兰返回台北。

1971年7月底，我国首任驻科威特大使孙盛渭离京赴任，8月向贾比尔·萨巴赫递交了国书，中科两国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

▨ 1974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科威特国民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古奈姆。

1988年10月，我出任驻科威特大使馆政务参赞。在一次友好国家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到当年科政府谈判代表、时任国务大臣的拉希德。

一番热情的问候之后，拉希德谈及了17年前双方谈判建交时的情况，他说：“当年谈判时我们双方都十分谨慎。在台湾问题上大家都费了不少脑子和口舌。”我说：“当时贵方对台湾问题的谨慎态度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建交后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台湾问题早已不再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啦。”

拉希德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说：“现在回想起当年谈判时的情景，中方似乎显得十分严厉和苛刻，啊？”我笑了一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双方彼此彼此。假如没有当年的严厉和苛刻，恐怕就没有今日两国关系的平稳和发展。”我俩对视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周围的宾客注目观看，不知发生了何事。

-End-

文字 | 《中国和科威特的故事》 

作者 | 秦鸿国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外交书屋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了解详情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